构建一个生态性的EFL 写作理论――从中国英语写作教学史谈起1
美国宾西法尼亚州立大学英语系 游晓晔2
四六级考试一直是国内媒体关注的对象。2006 年二月四川新闻网报道了一则消息，成都电子科技大学一名大四男生因为英语四级未通过，从五楼跳下，结束了让他魂牵梦绕四年的大学生活。再等几个月就要开始一段崭新美好的人生，为何这位同学竟将生命之重与英语考试划等号呢？站在学生的立场来思考，没有通过英语四级就没有等级证书，甚至可能没有学位证，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就失去了竞争力，如果找不到工作则会让自己和家人脸上无光。读到这则新闻，我想是不是这位同学的英语作文没做好，如果写得好一些可能就通过了考试，就没有了前途之忧。作为英语教师和英语写作的研究者，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个及类似的事件？我们自己有什么责任，可以做些什么以避免类似的事情再发生呢？
多数英语教师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和写作能力。提高了英语水平，考试自然容易通过；通过考试，问题自然就解决了。从实际、实用的角度出发，情况似乎如此。如果把这个问题提到理论的高度，我认为它涉及到英语教学理论构建的复杂问题。考虑到本书的主题，我想主要谈谈如何结合中国的国情构建EFL 写作普遍性理论的问题。
在过去的十年里，越来越多的人在思考如何构建一个二语写作的普遍性理论。比如，A lister Cumming （1998） 呼吁建立一个可预测性的写作模型。这个模型可以根据写作任务、话题、和作者的知识来预测写作之难度以及学生写作能力发展的一般阶段。William Grabe 在1998年北美的第一届二语写作研讨会上对Cumming 的呼吁作出了回应。在他提出的写作模型中，他首先对写作的基本目的（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进行区分，如计划、发现、理解、学习、综合、理解、批判等，然后试图对它们按难度高低进行分层：
1. 写作以控制机械性产出为目的 （协调动作，最低的流利性）
2. 写作以罗列、填空、重述、改写为目的（非创作，只是表达已知的信息）
3. 写作以理解、记忆、做简单的摘要和较复杂的笔记为目的（创作和复述）
4. 写作以学习、解决问题、做复杂的摘要和综合信息为目的（创作和转化，根据不同资料进行创作）
5a. 写作以批判、劝说、解析为目的（强调某些视角，有选择地、恰当地运用例证）
5b. 写作以创造、体验美感、娱乐为目的（以全新的方式进行创作，在修辞的层次进行创作，打破写作的条条框框进行具有创意的写作）（2001， p. 50）
Grabe 解释说：“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人需要有书写的流利性，才能够罗列和改写。一个人只有能够罗列、重述、改写已有的思想才能够写简单的概要，通过写（如做笔记）去理解和记忆信息。一个人只有能够写简单的概要，能够通过写去理解和记忆，才能写复杂的概要，解决实际问题，从文章中学习，及综合相关信息”（p. 50）。在不同的写作目的层次上，Grabe 预期将会有不同的写作处理模式 （processing models），形成不同层次的写作结果。他说：“这些不同层次的目的和难度可以进行某种程度的调节以控制其它因素，从而导致写作结果的变化”（p. 51）。所以他认为，这样的一个模型将有助于进行规划性的研究、教学实践、大纲设计、和测试工作。
要建立以写作目的为起点的二语写作模型，Grabe 强调研究人员需要做以下几件工作。首先，需要经过实证性的研究去证实写作目的的难度层次确实存在。第二，需要识别一些写作任务，使它们与写作目的的难度层次相匹配。第三，需要考虑对于这些写作任务作者所拥有的背景知识，以及他对知识所持的立场与态度。第四，还需要识别什么可称为熟练作者的能力 （expert performance），然后将它与不同的目的、任务层次相匹配。这些工作完成之后， 以写作目的为起点，具有描述性和预测性的二语写作模型就建立起来了。
对于二语或英语作为外语写作的研究者来说，构建一个写作成果可预测和控制的模型实在不是什么新奇的想法。采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的写作活动，多数二语写作的研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接受一种简略化的知识观 （reductionist epistemology）。这种知识观往往将二语写作视为发生在一个不受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干扰的真空地带，也就是作者的大脑里。即使考虑社会文化因素，简略观也是认为它们对写作只起间接的、协助性的作用。如Grabe，持简略论人认为写作活动可以细分为不同的变量，通过辨别自变量和因变量，就可以预测和控制学生的写作行为。这种二语写作传统研究方法与二语习得的研究方法是一致的。
作为对二语写作传统研究方法的反思，最近十年国际学者开始探讨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对EFL 写作的影响。例如，Malinda Reichelt（1997； 2005） 用观察和访谈的方法研究了英语写作教学在德国和波兰中学和大学进行的情况；Vaidehi Ramanathan （2003） 用族群描述的方法研究了印度大学里英语和北印度语双语写作的问题；Suresh Canagarajah（2006） 采用修辞分析的方法探讨了斯里兰卡学者用英语和泰米尔语从事学术写作的策略；我也一直在关注汉语和英语双语写作在中国的历史和意识形态问题 （You， 2004； 2005a； 2005b；2005c）。虽然我们研究不同国家英语写作教学的情况，但是我们都持有与简略观不同的一种知识观。我将它称为是生态性的知识观 （ecological epistemology）。简略观认为，要了解某种事物，我们首先要将它分解成不同的部分，然后寻找某些因素。如果将这些因素（动因）在某个因果链中除去或改变，将改变事物的发展结果。对于持简略观的人而言，将动因按层次排列起来是关键。持生态观的人也重视区分事物构成的因素，但他们进一步考虑所有因素是如何相互作用而成为一个有机的系统，他们认识到这个系统的本质不是它的组成因素的简单总和 （Gaddis， 2002；vanLier， 2000）。对于二语写作活动，我们认为它不能完全靠信息在大脑里输入与输出的过程来解释。社会是一个庞大的符号系统，作者与社会的互动实际上是与整个符号系统的协商过程，二语写作也是一种作者与社会的互动过程。因此社会环境对二语写作来说不是来自外部的间接影响，广义而言，社会环境即为二语写作活动的本身。二语写作研究中持简略论的人一般认为， 如果我们能够建立起一个普遍性的写作模型， 无论学生在美国、印度、中国、日本，我们都可以预测并控制他们的写作成果。但是，这个简略观有利于二语写作教学发挥积极的社会和文化作用吗？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英语写作教学在中国扮演了重要的社会、文化角色。自从京师同文馆1862 年开始教授英语以来，中国的学校英语教育有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了。课堂内的英语写作在中国学生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呢？下面是同文馆学生写的一段讨论宗教的文章：
All the human beings of the various nations throughout the world should respect the God； because he is the source from which the wealth， happiness， blessing， etc.， are derived， and it is he who gives fortune or misfortune to the people. Although people cannot see his appearance， yet they should respect him as though he is in the presence before their eyes； because he can secretly give rewards to those who have done good deeds， and punishment to those who are bad. （Martin， 1896， p. 298）
在这段文字中，该学生将上帝描绘成一个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神，从而暗地里挑战了清朝皇帝所谓“真龙天子”的权威。清政府自然是希望学生能够学习和掌握西方的语言和科学技术，在同西方国家打交道时能够捍卫清廷的利益。但英语学习，如这段文字所示，让学生积极思考西学并用清政府较难监控的语言符号来记述他们的学习心得。英语写作促进了清朝末期新思想、新文化的形成和吸收。上个世纪初叶，中国妇女打破传统封建礼教的束缚，终于可以和男性一起坐在学堂里。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是中国较早的女子高等学府。金陵女大的学生在下面一段英语作文中记述了中国女子教育先行者们所经历的挣扎。
My father’s letter came to me at breakfast time. My tears fell in my bowl when I read it. I went upstairs to read it over and over. He said that it was very difficult to jump the stairs of study. Healways knew I would have a very hard time in Ginling. He did not agree with me when I came to Ginling for this sake. He did not forbid me for he wanted me to get the experience of [being] a poor student. He hoped that I would change my pride which I possessed a long time during the first year in Ginling. He promised me to [let me] stay at Ginling [for] five or six years and hoped my success some day. […] I put down the letter and sat as a statue [for] about one hour. （Tsai， 1923）
英语作文为这位金陵女大学生开启了一个思想的阀门，使她能够和老师、同学一起分享她追求高等教育的理想以及面临的现实挑战。文章记叙了一个被解放的妇女发出心声，她一方面要继续扮演传统的家庭角色，另一方面，她要争取教育经费，学业上还要达到较高的学术标准。
最后让我们看一看文革其间上海外国语学院学生做的中译英练习。1972 年，学生在学过一篇英语对话的短文后，要求用学过的短语将一篇中文短文译成英文。根据课文中学过的英语短语，标准的翻译大概如下：
A： After liberation， my mom continued to work in the same plant，but her life completely changed. She learned to read and write.She began studying Chairman Mao’s works and understood that we must do revolution. Our family is living a very happy life.B： We should not forget our miserable lives in the past. We should always listen to Chairman Mao and follow the Party. （上海外国语学院， 1972， p. 233-234）
文革其间，学生经常参加政治学习，游行批斗，写大字报，背诵毛主席语录。因此，如上面的短文所示，口号性的语言自然进入课堂，成为学生英语读写的示范，学生在英语作文中不得不牺牲他们自己的声言和写作风格。无声无息之间，英语作文和翻译练习成为意识形态渗透的媒介。
一个如 Grabe 所建议的写作模型能够有效地预测和控制这三篇学生作文的“成果”呢？他的模型能够预测中国学生在清末用英语作文来暗地里挑战皇帝的权威吗？他的模型能够预测中国女大学生在1923年为追求她们的教育理想所发出的心声吗？他的模型能够预测文革其间中译英练习成为左倾思想灌输的工具吗？他的模型能够预测成都电子科大学生因为英语四级未过而跳楼自杀吗？拿Grabe 的写作模型来批判简略观自然是不公平的，因为持该知识观的人并不想去预测这些英语作文的社会、文化意义。然而EFL 写作的社会、文化作用对于任何国家和地区的人民而言，都是不可轻视的。中国学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英语写作活动都是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进行协商的过程。经过与这些因素的协商，他们逐步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知识水平、和自我认识能力，成为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做贡献的人。类似中国现代化经历的国家和地区还有很多，对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英语写作教学与研究，简略化的模型不应该是我们追求的唯一的、普遍性的EFL 写作模型。
那么一个生态性的 EFL 写作模型是什么样的呢？我认为，根据英语教师和研究者不同的目的，这个模型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Bernard Spolsky （1989）曾经对语言学习的条件进行了分类。它们包括个人的能力和喜好、社会环境、态度和学习动力、学习和练习的机会、及正规教学的环境。当学生在某一具体的社会历史场合学习二语写作时，这些条件都将成为重要的因素。因此对于关心写作教学的老师来说，一个以学习条件为基础的EFL 写作生态模型就形成了。在我对中国大学英语写作教学史的研究中 （You， 2005c），我主要关注三个层面的关系：社会、教育、机构环境与英语写作系统的关系；在英语写作系统内，英语修辞与写作理论、英语写作教学理论、学生的英语写作活动、英语写作教学活动之间的关系；汉语写作与英语写作系统的关系。因此我构建了由三大板块组成的中国英语写作教学生态系统。从这个生态系统看来，过去二十多年里，国内同行主要集中在研究英语写作子系统内的几个构成部分，对英语写作子系统与其它两个子系统关系的研究目前基本上还是空白。
写作是一种人类社会活动，因此本质上要从人文主义的立场去研究它。我们不仅要研究学生写作的心理、认知过程，更要研究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一定的物质条件下学生是如何用第二语言进行写作的。很多时候学生不单纯是为了应付课堂或考试而写；通过写作，他们可能想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体现他们与家人，朋友，老师，以及所在团体、社区的某种关系。写作活动是他们与周边政治、经济、文化的符号系统的协商，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 进而改造世界的过程。我认为有必要在EFL 教师和研究人员中提倡对二语写作的伦理性、人文学生的英语写作活动英语修辞与写作理论英语写作教学活动英语写作教学理论汉语修辞与写作理论、汉语写作教学的实践、学生的汉语写作社会主流舆论、国家语言教育政策、学科之间的关系、院、系、教研组等机构、教育的物质资源性的理解。这样的话， 对于成都电子科大学生因为四级未过而自杀的现象， 我们就不会简单地将它归咎于学生没有把英语学好这种语言习得的问题，而开始思考：学生是在一个人性的环境中学习吗？我们的语言教育政策合理吗？我们的教学方法因地制宜了吗？就业市场的人材选择标准是否过于片面了呢？一种生态性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将有助于形成伦理性的二语写作理论和实践。总之， 生态性的理论不在于预测，而在于启示我们，引导我们从事正义的活动。
EFL 写作的研究把我们的视线带到英语占非主导的国家和地区，关注英语教学在世界各地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只有通过更多的EFL 写作研究，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二语写作。在本文结束之际，让我引用Reichelt （2005） 在探讨英语写作教学在波兰时说的一段话：“在波兰以及其它英语占非主导地位的国家和地区，EFL 写作教学受到诸多方面的影响， 比如英语在当地扮演的角色，当地人民对英语的态度，当地英语教学的历史，以及其它一些当地的教育因素。在全世界范围，这些EFL 写作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进一步的关注和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将为建立一个准确和全面的二语写作理论提供重要的信息”（p.226）。一个生态性的EFL 写作理论就是要将英语写作置于这些复杂的历史、社会、文化因素中去考虑。
注释：
1 本文曾在 2006 年美国TESOL 年会二语写作专题报告会上宣读。
2 联系方式： Xiaoye You， Department of English， 117 Burrowes Building，University Park， PA 16802， USA 电子邮件xuy10@psu.edu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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